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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江渝在组织农会的时候，国内的局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首先是12月初南北在英国的调停下进行了和谈。
袁世凯派出了唐绍仪，南方派出了伍廷芳，双方的分歧有些大，正如江渝所预料的那样，袁世凯一开始意图采取君主立宪制。[
这样一来袁世凯有不少好处，首先不用背负什么噬主的骂名，再则君主立宪后也不需要什么选举。
但是南方革命党拒不接受这一提议，而是坚持要满清退位，并成立中华民国。
为了策反袁世凯这个实力派，孙文许诺袁世凯，只要支持共和就让袁世凯担任大总统。
袁世凯接着面临两个问题，一个就是和谈一旦闹崩了，他怎么办？
如果武力荡平南方革命军，首先飞鸟尽弓藏，狡兔死走狗烹。第二，他没有钱去打，再则英国佬不支持他打。
满清在10年的股灾过后，由于金融风暴的原因，钱庄倒闭使得满清损失了大笔公款，加上革命爆发时正值秋收，南方税款收不上来，根本就没钱。
打也不能打，更没钱打。
袁世凯见此，十二月底唐绍仪也承认了共和，不再坚持君主立宪制。
自从孙大炮回国后，马上就和武昌方面进行了争权夺利，因为孙大炮活动多年，又擅长鼓吹，很快就压制了武昌政府，12月29日召集各省代表选举中华民国总统。
安徽省代表缺席，江苏省代表由程德全派发，最终孙大炮以15票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
孙大炮成功当选了总统，即到处借钱。
首先向日本人借钱，说：如果没有几百万银子的话，那我当了大总统只能落荒而逃了。
日本人说：我们一时也变不出这么多银子。
最后是上海商会出了八百万两银子，支持孙大炮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
江渝收到消息，顿时眼红了。
“尼玛，有银子给孙大炮吃喝玩乐，就没银子来安徽苏北投资？”
江渝不爽了，农会刚办完，就马不停蹄的准备开办‘工业发展大会’，意图吸纳民族资本，合股开办工厂。
而在外资方面，江渝是坚决不引狼入室的。
回想后世，外资每年攫取中国60%的gp，从而绑架经济、政治、外交，导致中产阶级全面塌陷，底层民众长期养分不足。
外资毕竟是外资，总归不是自己的。[
经济上有一种效应叫‘涓滴效应’，即高收入群体进行消费，从而将养分一层层的传递给低收入群体。
如果外资投资了很多产业，那么等于就是‘漏水’，而且是不断的漏水，届时虽然表面上繁荣了，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，反而会造成很剧烈的内部矛盾，根本就是得不偿失。
因此江渝根本不引进什么外资，反而对外资极为排斥，两淮行政总署在工商税方面定得很高，但对于民族资本商人，又有退税政策。同时通知了下面的行政人员，给外资办什么手续之类的，能卡就卡，能拖就拖，老子玩死他们。
为了培养出一批能为民族服务的民族商人，江渝并非是中国商人就接纳，而是在这些中国商人当中进行挑选，那些乱七八糟的洋行买办商人，以及那些不道德的商人是排斥在外的，能入江渝法眼的，则拉进‘华东商会’当中。
华东商会是江渝组织的一个具备纪律约束性的商会，加入华东商会的成员，必须遵守各项规定。
首先不能购买外国奢侈品，如果要购买必须向商会申请，如果那些奢侈品实在需要，中国又没有出产的，可以允许购买一些。
同时资本要有国界，不能像国际资本那样没有国界，也就是说加入商会的商人，不能将资金抽逃出国。
再则加入华东商会的商人，在生活上不能太铺张，对于社会紧缺资源，不能过度占有，以免造成内部矛盾。例如房子，不能超过三栋，占地面积不能超过150平米。女人也是社会紧缺资源，因此禁止他们三妻四妾，忍不住可以上青楼，也可以娶几个洋妞回去。
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，一切资本以服务民族为重，必须服从商会会长的指挥，民族面临困难时必须解囊。
为回报，江渝则将对他们开方便之门，对他们大力扶持，并与他们一起进行金融围猎、投资。
华东商会的成立，类似于美国共济会。
商会除了吸纳有民族意识的民族资本商人，还吸纳各种社会精英，同时还将成立海外分部，发展海外成员。
商会分核心成员与外围成员，只有核心成员能接触到决策层。
商会规模越大，人脉就越广泛，渠道也就越宽。一个目标制定下去，马上就能调动大量人脉，马上就有专业的精英拿出一个完整的施行方案。
当商会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，在市场上要谁死谁就得死，绝对得破产，从而将那些法为商会所用的商人排挤出市场，并让更多的新兴商人蜂拥加入商会。
这个模式和美国共济会是差不多的，美国共济会则是由各财团组成，制度和华东商会基本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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